沉默之四：破冰

集體沉默是不成文的社會契約，所有成員不論意願都有「保密責任」。儘管可能從來沒有人討論過這些「規矩」，也沒有明列條文，可是一旦有人出面揭穿那個不能說的秘密，他就會被指為破壞團結的背叛者。
　　
當一個公開的秘密被群體保護得太久，就會融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人們便麻木地忽視它。群體成員只有採取這樣的姿態才能與之共存，否則揭密的欲望和沉默的壓力彼此交戰拉鋸，會把人的精神消耗殆盡。
　　
因此打破沉默的第一步是把「被消失的事實」攤在眾人眼前，逼大家聚焦，逼大家承認。初期，跨出第一步的那個破冰者會受到龐然的威脅和壓力，他的說辭也會遭到刻意的否定與忽視，就像眾人習慣的那樣。可是既然集體沉默是眾人合作的結果，打破沉默也必須結合眾人的力量。如果起身呼籲的人寥寥無幾，在他們遭到滅音之前都沒有更多人加入，行動就會失敗。
　　
破冰的成功與否和權力結構脫不了干係。當破冰者權力低下、人微言輕，大眾那視而不見的習慣就會持續下去，其他理念相同的人也不容易被帶動，不敢應和。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夥伴們不太費力就能轉移大家的注意力，穩定人心。同時他們也會利用質疑、排擠、言語攻擊或者物理攻擊等手段對付叛徒，殺雞儆猴。破冰者的處境始終都是險惡的，一不留心就會被沉默吞噬。反之，如果破冰者位高權重、一呼百應，打倒沉默的機會就比較大。
　　
在這裡我們應當區分「公開的秘密」與真正意義下的秘密。兩者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相似，但終究不能等同。其中的重要差別是：一個人要揭開真秘密可以選擇匿名，降低風險；但這樣做對於處理公開的秘密無濟於事。一個公開的秘密不需要被知道，因為大家早就知道了；公開的秘密需要的是被承認。
　　
在沉默的集體中，成員的潛意識具有共犯心理，自然對破冰者懷抱怨恨。除此以外，破冰者之所以惹人嫌棄，主要還因為共生群體惱羞成怒，以及人的惰性。
　　
人類天生好逸惡勞，打破沉默時引發的騷亂更像糞池滿出來的臭水，要不了命，卻惱人至極。對習慣安逸的人來說平靜規律的生活是自然權利，那些不知何處冒出來的麻煩事簡直莫名其妙，特別令人焦躁、不耐。在混亂當下他們不會有心情去抽絲剝繭、瞭解情況，更別提找出真正的罪魁禍首；他們比較可能會指認一個最靠近的「壞人」，把所有過錯怪到他的身上。通常這個壞人就是破冰者。
　　
有了壞人，大夥就不必為了釐清頭緒在複雜的事件裡燒壞腦袋，只要跟著罵、罵完就可以休息了。既可以紓壓，也不用負責。
　　
一連串的討論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人數」在集體沉默中的重要地位。作為集體沉默的一個癥結，人數的變因如何運作可以從齊美爾的論證窺知一二：只要觀察兩人互動與三人互動之間的差異，就可以清楚看到社交行為受到人數多寡的影響有多深。
　　
這就是為什麼分享一個秘密往往是在兩人獨處的情況下。而且一旦察覺有第三人出現，瞬間，話題與氣氛就會急遽轉變。
　　
在越大的群體中人們行為會越趨保守，有助於沉默的建立。然而矛盾的是，我們既需要多數人來構成沉默的集體，也需要多數人來瓦解它。到頭來多數既是真理的大敵，也是真理的驗證。

沉默之三：內心

一件事被越多人否認，它的存在性就越低。對於同樣知情的一群人來說，大家沉默得越久、越多人表示否認，其他人的心理壓力與心理衝擊也就越強，直到擊垮個人的理智與勇氣。最後形成集體沉默。
　　
爾後，當一個新人遭遇這個群體時，最初的反應通常會是按兵不動，主要避免自己過於突出，並且觀察和模仿。這是社會動物的基本意識：跟大家一樣比較容易，跟大家不同比較困難。等到他熟悉環境之後，才依照自己的判斷與選擇行動。
　　
一旦他察覺周遭的人都對某一件事實絕口不提，或快或慢，他就會警覺到這是一件公開的秘密，不可多言。這時他開始會接收到來自群體的壓力，逼著自己加入行列。此中的微妙之處，在於他必須對周身形勢先有領會，才能清楚感受到群體的壓力；當他還懵懵懂懂，是不知畏懼的。
　　
當然，社會控制是彼此加成的。群體首先影響他，他再反過來影響既有成員。他受到群體壓力、選擇不問不說、加入群體，舊成員也會因為他的加入而強化原來的行為傾向。也就是說當他選擇加入，他也就成為那股壓力的來源之一。一種共犯結構於焉建立，並且繼續去影響下一個接觸到的新個體。
　　
沉默就是這樣蔓延的。
　　
參與沉默的人不一定有思想上的統一。通常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人尚在觀望，他們沒有強烈的認同與否定，甚至只想獨善其身。第二類人會把自己和沉默的既得利益者劃在同一個國度，說服自己認同既得利益者。他們會找理由把既得利益者的行為合理化，使用各種修辭躲避罪惡感、扭曲現實、自我催眠。他們通常也用犬儒主義來武裝自己。
　　
潛意識上，這類人已經認同了既得利益者，在內心深處將自己視為共犯，打算同進同退。這樣的心理背景會使他們下意識為既得利益者辯護，如果有人想要打破沉默，就會被視為敵人。他們別無他法地幹這種荒唐事，否則就免不了要對自己進行無情的批判，承認自己做錯了。他們選的是一條不歸路。
　　
如果有人不願「真心」加入沉默的群體，但也不敢起身反抗，那他就必須進行險惡的暗鬥，成為第三類人。他一方面要隱藏自身對群體的不屑，在別人面前假裝順從、口是心非、表裡不一；以策安全。另一方面，外來思想的侵蝕和同化也是他心頭的重擔，只有透過不斷的是非評判和自我心理建設，才能保持神智清醒。
　　
這種心理活動既複雜又危險，等同在自己體內培養另一個人格。既要保證他們各司其職、合作良好，又要小心維持主客關係，以免有一天「假人格」將「真人格」取代。
　　
這類人在沉默群體中待得越久，越感覺到強烈的孤獨。也許一個沉默群體中的第三類人不只一個，但他們很難彼此交流。只要這些人腦袋夠清楚，他們就會曉得這是一個諜對諜的遊戲。只有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袒露自己。
　　
對大多數人來說，孤獨感只能藉由與他人互動來排除，但第三類人的這個管道被阻絕了，精神上只能獨自熬著，騎虎難下。
　　
這三個類別並不涇渭分明，也不是每個人的選擇都會從一而終。有人可能會立場搖擺、拉鋸、對內無法自我統一。無論處於哪個位置，當事人的精神狀態都不是太健康。
　　
在沉默橫行期間，第一和第二類人的心理負擔比較小，第三類人因為精神疲憊，有可能倒戈。日久天長，如果沒有外力介入，團體的權力結構也沒有劇變，集體沉默便會益發牢固，既得利益者的同路人會越來越多。之後，那個公開的秘密就會成為真正的秘密了。
　　
然而就算是第一和第二類人，也都過著如履薄冰的日子。在任何形式任何時候的言談之中，都得小心避開敏感話題。很多時候秘密就像謊言，就算它是公開的，也會逐日繁衍。不知不覺，所謂的敏感話題越變越多，不能觸碰的區快越長越大，眾人疲於躲藏，日子漸形枯槁。不用多久大家就只談安全話題了，只談天氣與吃喝，越是無關緊要，越是人氣話題。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諷刺了。
　　
沉默的集體儘管靠著一定的共識而表現團結，但這種恐怖平衡很脆弱，也不健康，更衍生不出正向能量。隨著時間過去群體只會每況愈下，成員間交流溝通無法順暢，猜忌日深，終究難以安身立命。

沉默之二：權力

無論出於被迫還是自願，總有一些事情是我們不想談論的。在各種沉默的情境中，「對犯罪以及不公不義保持沉默」最是受到關注。因為那是自私與冷漠的象徵，容易招致譴責。德國人民旁觀納粹屠殺猶太人，是這種沉默的典型，也是沉默與邪惡掛勾的例子。

當然我們曉得，仗義執言和漠不關心的人儘管都有，但權衡安危利弊、裹足不前的人才是多數。而後者往往就構成了集體沉默的主要成分。

有時候一個群體會先形成，然後才慢慢出現沉默的「需求」，例如一個研發團隊、一家公司、一支軍隊。這種類型的沉默通常牽扯到的理由都不太光彩，所以我們看到籠罩在暴力陰影下的沉默家庭，有人被罷凌的沉默班級，或者員工因為籌組工會、參與罷工而被解雇的沉默工廠。

對群居成性的人類來說，這類景況是不會絕跡的，何況背後有權力結構支撐著。另一種集體沉默的典型則是先出現沉默的需求，然後才凝聚群體，像是罪行目擊者、既得利益者、利害關係人等等。

不論人們在什麼情況採取什麼行動，有個癥結是：當沉默成為一種選擇，就意味著人們已經從一個全然不知的角色走到知情人士的位置上了。

如果對一件事，一群人明明都曉得，卻拒絕談論、假裝不知情，而且大家的默契像是早有約定實際上卻又沒有；那多半是暗地裡有一股力量在制約。其實就是權力不對等造成的結果。

在權力階層牢固的團體中最容易出現集體沉默。權力落差的兩方同時對一件事保持沉默，從某個角度來講是互利共生的選擇：上位者可以不必處理燙手山芋，下位者可以避免損失和傷害。這時，人們的談話內容主要是由權力關係來決定，而非一般人預設的權利。

言論作為資訊流通的重要渠道，跟權力向來相生相剋。有時候權力雖然箍著你的嘴，可是一旦掌握上級長官的把柄，你就能立刻翻轉這一層權力關係。所以對任何握有權力的人來說，資訊控制必要嚴格執行、不能馬虎，否則既有的權力結構將朝不保夕。

資訊是思想的養分，控制資訊是控制思想最重要的一步。我們知道，思想控制從來不限於極權國家，差別只在於手段的隱顯。其中一個軟性而又有效的操作方法就是議程設定：藉由主導議題來控制人們的注意力和思想。台灣過去幾年之所以在層出不窮的公民議題間疲於奔命，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無法主導議程。對於議程設定的重要性，大家一定都深刻體會。

在國家層級上要做到有效的資訊控制必然要掌握媒體。一個媒體在一小時新聞中選擇報導什麼、不報導什麼，本身就是一種議程設定。它決定了收視群眾能看到什麼消息、關心什麼問題、討論什麼議題。它也劃定了群眾的注意力週期：一個議題受到社會關注的時間跟媒體追蹤報導是前呼後應的。這些我們都不陌生。

當然，警察國家的資訊控制會更全面、更蠻橫。台灣經歷過幾十年的白色恐怖，人心惶惶的日子仍像新死的動物那樣腥血淋淋。在中國，共產黨政府長久以其威權毫不掩飾地實行網路箝制與出版審查，及至中國人民養成自我審查的習慣，誠然是沉默與「被沉默」最懾人的例證。而這些，在香港才剛剛開始。

諷刺的是，這種集體沉默的對象往往不是枝微末節的小事，而是顯而易見的現實。越是顯眼，越要閃躲和封閉；越是閃躲，越在腦中縈繞不去。可是不論腦中如何震天價響，周遭都只能安靜無聲。

表面上，人在沉默時傳遞的資訊量最少，但作為一種積極迴避，卻不比長篇大論來得輕鬆。對某些人來說，權力運作下的集體沉默是喑啞的傷處，它不見得致命，卻總在隱隱作痛。

沉默之一：世故

在每天要面對的大小事務裡有絕大部分是人類社會特有的。因為這些事務只在人類社會中存在，我們對它的關心也就取決於我們接收到的文化。意思是說，判斷一件事務應該注意或者忽略，是一種社會化的結果，不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本能。
　　
這種心理行為從學習中得來，通常這個過程是隱晦不明的。我們從小就學會適當地回應各種心理背景、符合社會期待；在成長過程中我們也很快就覺悟到：符合社會期待是阻力最小的道路。儘管這些規則不一定教人信服。
　　
當一個人社會化程度很高，人們就會說他世故。世故的人很少不受歡迎，他們進退有度，舉止合宜，言談間體諒與禮節並重。跟這樣的人相處你的地雷都被巧妙避開了。你會有一種幻覺，彷彿自己成了一個沒有脾氣的好人，社會偏差也跟著被抹除；如沐春風，現世安好。這種幻術不下於天使的迷藥，只跟著天使一起出現。
　　
很多事情我們清楚，但不一定會說，這一段「知道」與「言說」之間的距離便由世故來算計。比如在一場聚會中我們發現有人胖了，有人禿頭了，有人女友講話會結巴，有人男友太矮，有人拉鍊沒拉，有人走光等等。這些事我們會注意，但不一定會談起。
　　
選擇沉默與忽視除了避免尷尬，也有保護當事人的成分。這種社交潤滑一方面顯出自身的涵養，一方面大家都不為難，可以確保人際關係的穩定。人們常會說愛情禁不起考驗，事實上，沒有一種人際關係禁得起毫無保留的坦白。你有多脆弱，別人只會比你更脆弱。
　　
沉默作為溝通體系的一環，和言語一樣重要。一個人什麼時候要安靜，什麼時候要裝傻，能夠明瞭這些並且謹記，也就跨過了世故的門檻。
　　
同樣作為一種言語迴避，禁忌就不像世故那樣可以讓人自由發揮。禁忌的本質在於思想的壓抑、清洗、和定型，建立在文化、習俗、或職業倫理等基礎上。它不一定具備惡的屬性，也有可能是自發性的戒律。在特定場合、特定關係裡，沉默和禁忌有屬於它們的政治正確，比如喪禮、分手，醫生與病患，媒人與新人。
　　
若講究手腕高明，沉默本身也是必須處理的環節。我們會為了掩飾某件事而小心翼翼、趨吉避凶，但這樣不夠，還要讓別人沒發現我們避而不談。為此，除了力求演技自然、敏感話題不能觸碰，必須積極導入其他談資填補空白，吸引眾人注意，以免我們真正的心思曝了光。這就是metasilence，超沉默，一個有聲勝無聲的境界。

退伍禮物：油畫

這幅畫是大學同學楊老師送我的退伍禮物。楊老師現在教油畫，他以油畫的技巧去表現中國山水的傳統主題，寂靜悠遠，凌絕塵俗。這是他目前正在研究練習的路線。

他的作品我看過不少，倒沒想過水墨風景也可以用油畫呈現。整個畫面不僅保有水墨景致的風骨，紛雜繁複的縱深與光影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畫，層次之豐富和我見過的水墨作品相比較，恐怕猶有過之。

基於油畫的特性，景物線條末端的淡出效果非常漂亮，毫不勉強就能打造出幽幽勝景。細看山岩肌理，溪澗從中邈然降落，多重混色如夢似幻，加上霧化處理模擬飛瀑迷濛的水氣，無疑勘當仙境之名。

退伍雖然是我人生重要的一刻，但也沒想過會因此收穫這樣非凡的禮物。每次凝看畫作，徒然感覺無功無德，白受恩惠。只能用楊老師的題字聊作互勉：諸法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退伍禮物：鋼筆和墨水

這隻鋼筆和墨水是部隊一個學弟送我的退伍禮物，我用它寫了幾十張小卡給部隊的弟兄作告別。我這輩子沒有買過鋼筆，寫起來感覺還不錯，而且字比較好看。我早就猜到我的字不好純粹是筆的問題。

這學弟是一個奇人，特別喜歡找我講話，問我問題。我很久沒遇過這樣的人了，好奇心蓬勃旺盛，對世界懷抱熱烈的興趣。他的問題量很大，範圍也不拘束，我盡己所知地向他解釋、討論，希望他有所獲得。

他是在恆春打聯勇時睡我旁邊的。從那之後，所有我能看書卻沒看書的時候大多是在跟他講話。我們有過不少愉快的時光，如果我在軍中的垃圾話超出了我當初入伍的預估和設定，那完全是貢獻在他的身上。冤債有主，業報隨人，這一點還是要澄清的。

這學弟時常表現出不正經的樣子，喜歡閒聊瞎扯，但如果有人因此認為他是一般輕浮隨便的小子，那是太過武斷了。他有一個很珍貴的特質，那就是對我特別尊敬，讓我感覺非常好、非常舒服、非常享受，明顯可以判斷出他就是個有為有守的好青年。輕浮或者偷懶什麼的在我看來都只是謠言。

這孩子觀念特別好，總是主動說要幫我打便當、洗便當、投飲料、打掃搬物等等。但我往往不給他機會，因為這樣才能顯出我為人高風亮節、不擺架子，這樣大家都會認為我不屑壓榨學弟，形象就會很好。

我知道他對我的態度是誠摯的，然而真正寶貴之處在於，他的敬意其實是因為他打從心底看重知識。在如今聲色喧囂的年代，這樣的人已經不多了。這是我沒有告訴他、而他或許也沒想到的事。

我們談論過的議題以及我教予他的東西在很多人眼裡並不實際，它很難爭名求利，也無法彌補物質的需求。懂得那些，只是讓他可以重新觀看世界，讓他重新張眼的時候可以發現：那些我們深思過的奧秘，就在無聲的細節裡朝我們熠熠生輝。

生命的一種評估

最近讀到一個情境：富翁老趙決定拿錢資助一個貧窮村落，改善他們的生活。老趙和慈善機構想出兩個方案。方案一，完全不作節育，村落人口預計在五年內增加到150%，生活品質可以提升到現在的2倍。方案二，有非強制的節育計畫，預估五年內村落人口大略不變，生活品質是現在的3倍。

關於這個情境，我們可以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哪個方案可以使這筆錢發揮最大的效用？

為簡化問題，上面已經把「生活品質」給量化了，所以不必在質與量之間拉鋸。生活品質的衡量是依據食衣住行育樂等需求的客觀條件來考慮。

我們可以依照不同的標準來決定採用哪個方案。

如果我們認為只要是生命，就算過得很辛苦，也有他存在的價值，那就要選擇方案一。這種想法乍聽之下沒什麼問題，而且方案一所描述的情況也很樂觀、很安全，所以就這樣選擇方案一的人應該不少。然而，我們的內心深處一直都沒有真正接納這個標準，實際的情況是：節育和人口控制政策已經成為普遍流行的常識。

在人類社會中這個標準真正的適用對象，通常是指已經從母親分娩出來、到死亡之前的人。避孕和墮胎技術的存在，說明了人們把既有生命看得比較重、把潛在生命看得比較輕，對生命的潛在價值也不很重視，所以才會在生命定義的模糊地帶上有那麼多爭議。然而，即便普遍意義下的人命在許多社會中取得了不可侵犯的價值，安樂死的觀念也不停在挑戰生命神聖的價值觀。至於後者，我的傾向是不支持。

如果把生活品質視為指導原則，那應該採用總生活品質指數最高的方案。以原本村民的生活品質為基準，設為1。經過資助，方案一的村民生活品質來到2，所以總生活品質為150乘以2，共300點，方案二的生活品質也是300點。也就是說在這個原則之下兩個方案一樣好。

當然這是故意設計的，主要是模擬只量化客觀條件的情況。而客觀條件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和資金成正相關，所以同樣的資金在兩種方案裡應該創造出差不多的生活品質總量。雖然主觀條件也可以量化，但主觀條件的討論比較複雜，姑且先著眼在客觀條件上。

第三種標準，是以每個人能過上最好的生活為目標。若是這個標準，就要採用方案二。這種想法是被廣泛接受的主流：把注意力放在既有的群體成員身上，以眼前的人員取得優質生活為首要考量。不過這種想法發展過頭，很容易就造成世代正義的問題。

台灣生育率屢創新低，某個程度可以看作是第三原則的體現。因為所得堪憐，生養子女的負擔沉重，原本收支平衡的夫妻二人很可能因為養育一個小孩而變得拮据度日。兩個人的生活就算談不上富裕，至少無甚憂慮，總是比三個人的拖磨來得吸引人。

第三種原則衍生出來的問題還有一些，其中一個是它大幅削弱了「創造生命」的價值、意義、和動機。

我們時常會在各種生物學研究以及人類行為研究中讀到「種族延續」的論調。這類觀點具有強大的解釋力，無論是想得到或想不到的生物特徵和習性，延續論往往可以給出漂亮的解釋。有很多這類理論會給出貌似荒唐的說法。比如叔本華認為人是自利的智慧動物，但為什麼男人在戀愛中盡做一些無腦舉動來傷害自己的利益只為了求偶呢？叔本華說這是「種族意志」在作祟，是種族要延續下去的強大意志驅動著所有男男女女。

經年累月下來，人們似乎接受了生命延續是所有生物與生俱來、不可拒絕的傾向。但現在看起來，它和第三種原則分站了隱隱對抗的立場。

其實我對於泛用延續論作為解釋利器的做法一直心存芥蒂。我可以理解人類面對死亡和消失的恐懼，但把另一個個體視為自我存在的延續，總令人感到於事無補。無論這個個體跟我的關係有多密切，畢竟他已經獨立在我之外，尤其在我死後更是如此。只不過這樣一來，我也無法解釋戀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