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法國的諾貝爾獎與通往法國的思想沙龍

今天是個充滿學術氣息的日子。

這幾天，1997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Cohen-Tannoudji到成大訪問。97年的物理獎是由三個人分享，主要表彰他們在laser cooling和cool atom trapping方面的貢獻，另外兩個得主分別是William Phillips和朱隸文。

諾貝爾獎離我太遙遠，彷彿是另一個次元的世界。藉由這次難得的機會，近距離一睹大師風采，或多或少可以一償心中的想望。

97年的那個晚上，Cohen-Tannoudji在午夜12點接到電話，10分鐘後門鈴響了，記者已經來到Cohen-Tannoudji家門外，準備好要採訪新科諾貝爾獎得主。他說：「那完全在意料之外」。之後，諾貝爾獎的效應就如同龍捲風一樣，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當然，他很開心能夠得獎。

Cohen-Tannoudji年屆75歲，在不遙遠的從前，他們的世代迎接了量子力學的誕生。打從量力的教科書還未出現，Cohen-Tannoudji便已開始講授量子力學。對於這門徹底改變人類現代生活的學科，Cohen-Tannoudji不僅見證了它數十年發展的軌跡，也是這個世界上最瞭解量子力學的人之一。

就如同許多真正的大師一樣，法國籍的Cohen-Tannoudji並沒有刺眼奪目的光芒。外表上看去，他只是一名年邁的長者，而他所擁有的那些不平凡，全都付諸於深沈的智慧和思想。其餘的，便留給樸實和淡薄。

除了公開演講，系上特別安排了一段時間，讓學生以閒話家常的方式與Cohen-Tannoudji對談。兩個小時中，大家問了很多有趣的問題，其中當然也包含了眾人最想知道的專業機密，像是「怎樣才能念好物理」，或者「如何作研究」等等諸如此類的基本題型。Cohen-Tannoudji的回答不一定是大家所期待的絕招教授，也或許本來就沒有獨門秘技，但在那平易近人的談話中，我們多少可以窺得一點箇中堂奧。

結束諾貝爾獎的饗宴後，我連晚餐都沒吃就趕赴下一場演講。去年，錯過了整個學期的思沙龍，我許諾自己，這學期要一個都別放過。無奈的是，今天有三個活動撞期，我只能邊咒罵邊前往思沙龍會場，拋下了陳珊妮和蔣勳。

這次的沙龍主題是法國，講者是詹文碩先生，另一位沙龍來賓則是Cohen-Tannoudji。這是成思首次的英語沙龍，除了播放的紀錄片以外，會程都使用英語討論。為此，詹文碩在演講時幽了自己一默：「如果讓他們知道我用英文聊法國，他們一定會殺了我！」

這次討論的主題放在法國的左右政治。

紀錄片對法國近代革命史作了一個簡略的回顧，讓人記起法國曾是民主思想的發源地，亦是啟蒙時代的原鄉。伏爾泰、盧梭、拿破崙、戴高樂等等，在那個革命動盪的時代，這些名字都成為法國史上的標記，也許代表著啟蒙思想的源頭，也許是曇華早逝的法國榮光，亦或者是法國經濟的復甦和獨立。在那之後，便是法國左右兩翼的政治局面。關於法國左右勢力的現況，可以參照姚欣進的文章〈台灣左翼能從法國大選學到什麼？〉。

詹文碩的演講簡報並不長，他將大部分時間留給交流和討論。由於Cohen-Tannoudji是科學家，而法國又是高度仰賴核能的國家，所以同學們問了很多關於核能的問題。也有人問起法共。二次戰後到70年代是法共發展最蓬勃的時期，當時法國左翼勢力的代表亦是法共。時至今日，Cohen-Tannoudji說：法共幾乎已經完全消失。另外像是法國名產——罷工罷課，還有美法之間的愛恨交織等等，很多有趣的問題都被提出來討論。當然，Cohen-Tannoudji是用英文應答的，呵。

然而，相較於法國，我比較在意的是台灣。

詹文碩在他的演講中提到，台灣雖然有高度發展的經濟，但是台灣和真正的先進國家仍有差距，而這個差別就是民主。於是，我這麼問他：依他的看法，要改善台灣的民主，台灣還欠缺什麼？另一個問題是，台灣是否存在左右政治？亦或者台灣只有藍綠政治？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想問的其實是，台灣是否存在所謂的左翼政治？在台灣，反資本剝削，反財閥政治，與勞動階級同陣線，為弱勢族群發聲的左翼勢力是否存在？雖然我心中已經有答案，但我還是想聽聽他的看法。

不過，詹文碩並沒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將兩題合併回答：台灣民主政治的癥結在於兩黨間的對話。

台灣政治最大的課題之一就是統獨問題，而統獨問題也是台灣的政治特色之一。關於中間路線之類的暫時性立場，我們姑且撇開不論，兩黨的基本大方向一個是統一，另一個是獨立，這應該是不需要懷疑的。在此前提之下，兩黨意見分歧是必然之事，但很明顯地，從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以來，除了例行的口水戰以外，政黨協商和或者對話實在少之又少。本來，兩黨競爭就是處在彼此敵對的狀態，但是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而言，不溝通不協調並不能帶來長遠的益處。特別是台灣政治處境特殊，國家認同和國家定位的基本問題終究無法逃避。可以看到，統獨問題一直沒有共識的結果就是國力內耗。每到選舉，統獨就成為一個爭吵的題目，每次都是兩造各說各話、相互叫囂，最後的結論就是沒有結論。唯一的結果就是民情激昂，付諸選票，然後等到下回選舉，一切又再重演，又再一次輪迴。

如果兩黨一直無法建立一個對話機制，國家發展停滯不前是可以預期的。今日國民黨執政，他便推行他的政策，想當然民進黨必有異議；明日換民進黨執政，他也推行他自己的政策，並且終止甚或反轉國民黨先前的行政，當然國民黨更加不滿。結果是，一個政策就得趕在該黨執政任內完成，這導致可行的政策大受侷限，執政者僅能提出短期政策，並且要趕在四年或者八年內完成，否則就沒有政績。然而，大型的國家建設動輒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政策朝令夕改，國家方向又缺乏長遠的規劃，這樣下去國家要如何發展和進步？

此外，台灣更換行政院長的速度快得驚人。由2000年的唐飛院長開始，歷經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張俊雄（二次），到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時再換上劉兆玄院長，總共7任。其中張院長還擔任兩次，一個行政院長的職位一直更換，最後出現國家空轉的困境並不讓人意外。而且，新任院長不願意處理上一任留下來的燙手山芋，總是能推諉多少便推諉多少，一些既定決策或者承諾往往付諸夭折，樂生院便是一個例子。

關於「對話」這個想法，詹文碩後來補充：所謂對話，是建立在雙方的對等地位上。

兩岸問題是台灣規避不了的宿命。要解決兩岸問題，台中兩方協商對話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前提是，雙方皆須承認對方的地位，意即雙方皆承認對方為主權獨立之國家。若否，便只是一面倒的一呼一和，甚至是「命令」和「遵從」，根本就說不上談判和討論。況且，對話僅是解決問題的開端，真正棘手的部分更在往後的發展。

或許，我們可以由法國的政治體系和兩黨的互動機制得到一些想法，但是各國國情不同，無法將法國的一切在台灣如法炮製，台灣終究必須自己思索，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